看露天电影

■  魏鹏
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县城里还有两处露天电影场，但我很少到那儿看电影，主要原因是拿不出那三五毛的影票钱。我看过的露天电影，大都是在收割后的大田里、乡村的打麦场上和学校的操场上放映的。

那时，看电影是乡下人最欢迎的文化生活。放电影的日子都是在农闲里，特别是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播之后，各村都要轮着放，轮到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村，一连能放上两三个晚上。和我一样大的十来岁的孩子们，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，从一个村子看到另一个村子，一村一村地看下去，一直看到距家十多里地的远村，一直看到第二天上学迟到还不肯罢休。

放电影的消息大都来自电影场。当一场电影结束时，放映员就开始预报下一场电影在哪个村放和放什么影片。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向那个村赶去，一般都如放映员预报的那样。但也有更改时间和地点的，因消息不灵，害得许多人白跑一趟。更改来又更改回去的也有，那时，跑在前头的开始往回赶，遇到后边赶来的一群大人，说放映地点又改到原地了，于是又跟在一群大人的屁股后边，屁颠屁颠地向那个村的打麦场赶去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村子里放电影了。因为银幕就架在刚割完稻子的稻田上，不必慌慌张张地赶路，可以搬着板凳、吃着煎饼，邀上伙伴，拖拖拉拉地向电影场赶去。到了电影场，一个小孩也要占两三个人的位置，那多出的地方是为同位同学留着的，谁要挤占一点点都不行。为了防止地方被他人挤占，就从书包里掏出语文和算术课本，散放在空地上，像是给空位贴上座次似的。虽然如此，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的，怕丢了课本，怕护不住空位，非得等到伙伴来了才能放下心来。

电影放映前，村支书和村长还要利用放映机边的扩音器开映前大会，过过会瘾。村长讲授农业科技知识，支书多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。大家听不进去，只盼电影早些放。在放映机向银幕上对光时，坐在中间的孩子便用手挡住一点光线，让自己的巴掌或小猫小兔的手势映到银幕上。这只有早到的，而又坐在正面的孩子们才能做到；去晚了，只能到银幕的反面看，因而也就失去了用手挡住光线的乐趣。我那时看的露天电影，多是从反面看的，看到的画面一点都不少，只是认银幕上的字特别困难。我从反面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：一是每部影片都要看好多遍，甚至连解说词都记下了，无须去认银幕上的字；二是正面人多拥挤，我怕挤人，也怕被人挤。后又从一本讲写作的书里看到，写作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，并形象地说：“人多的地方，不要去。”很受其影响，我因此也更爱在人较少的反面看。

一盘胶片放完了，就要换下一盘胶片，一部电影往往要放三四盘胶片。在换胶片的间隔里，是电影场上最挤的，因为许多人要趁此机会到场外小便，还有许多人在寻找挤散了的伙伴，大呼小叫的乱成一片。但当影片继续放映时，立马就会安静下来。电影结束后，人们都成群结伴地回家了，留在电影场上的是水果的皮，是瓜子的壳，是婴儿的鞋，是板凳的腿，偶尔还有小学生的课本，场地上一片狼藉。记得有个丢了课本的小学生，在第二天的天一亮就跑去找，但没有找到，却捡到了一个钱包，后交到学校里去，被表扬了整整一个学期。

自从县城里的露天电影场改建为歌舞厅之后，乡村里的电视也得到了普及。人们看露天电影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，偶尔看上一场，但已没有往日的兴致了。算来，我最末一回看露天电影已是跨世纪的时候了。那是村长为祝贺儿子考取大学而放映的一部彩色影片，我因公务去得迟，又因私务走得早，没有看到开头也没有看到结尾，至今也想不起那影片的名字。